（原標題：客觀看待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在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會普遍遇到，並非中國所獨有。例如，人口問題如今已成爲一個全球性問題，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均低於2.1這個世代更替水平，韓國2022年總和生育率甚至只有0.78，大大低於中國的1.09。對於債務問題，美國在2008年後、歐洲在2010年後，先後經歷了“超級債務週期”，新興經濟體和中低收入國家的債務問題更是不勝枚舉，這一輪美國激進加息後，加息的“後遺症”仍有可能觸發債務危機。對於房地產問題，美國2007年的次貸危機與房地產問題有關，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泡沫危機也主要發生在房地產市場和股市上。
對於中國經濟面臨的這些結構性矛盾，黨中央一直在深入研究，注意從我國國情出發，吸收借鑑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例如，早在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就明確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子女的政策”，2021年5月中央政治局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近年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多次提出，要逐步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推動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見效，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對於債務問題，2013年黨中央就指出，要高度重視地方債務規模擴張問題，並在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專門強調要着力防控債務風險。2017年黨中央強調，要積極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抓緊研究如何開前門、堵後門，堅持遏制隱性債務增量，通過改革消除地方違規舉債的根源。對於房地產風險問題，黨中央高度重視，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提出要重視解決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黨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強調，要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推動房地產業向新發展模式平穩過渡，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
應該看到，這些問題在我國發生，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一方面，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各種結構性問題都有可能表現出來。從房地產問題看，2021年下半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就開始加快暴露出產能過剩和產量過剩問題，商品房銷售面積已從2021年近18億平方米的峰值下降到2023年的11.2億平方米，大致相當於2012年的水平，其對經濟的下拉作用不可避免。據測算，全口徑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從新冠疫情前的每年1個至2.5個百分點的正增長降爲2020年後的負增長，2022年爲負0.91個百分點。從宏觀槓桿率上升和政府債務問題看，三年新冠疫情，導致我國宏觀槓桿率在一度平穩之後再度攀升。一般來說，宏觀槓桿率在上升初期是經濟增長的加速器，但當償債高峰到來時又會成爲經濟的減速器。最近兩年，隨着償債高峰到來，高槓杆對經濟的抑制作用尤爲明顯，僅債務的利息負擔，一些地方政府就難以承受。同時應看到，我國政府債務主要是內債，由於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只要我們嚴控增量，逐漸減少存量，是能夠有力有序有效去槓桿的。
另一方面，我國在應對結構性問題的過程中，面臨新冠疫情的衝擊，特別是國際地緣政治環境日益惡化的挑戰，明顯提高了解決問題的難度。近年來，美國把我當成戰略競爭對手，採取各種手段對我遏制打壓。在2020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黨中央提出着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在國際形勢充滿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我國把握髮展主動權的先手棋，有利於化解外部衝擊和外需下降帶來的影響，也有利於在極端情況下保證我國經濟基本正常運行和社會大局總體穩定。從2023年的實際情況看，在外需明顯減弱的情況下，我國經濟依託國內大市場優勢、充分挖掘內需潛力，實現了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
在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深刻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除了要直面外部嚴峻複雜形勢造成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之外，自身發展也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爲此，黨中央提出“五個必須”的規律性認識和“九個方面”的重點任務，相信只要我們不折不扣、雷厲風行、求真務實、敢作善爲地抓落實，就一定能夠鞏固和增強我國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圓滿完成各項目標任務，在解決困擾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這些結構性問題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鍾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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